美国说客与权钱交易

今年对华盛顿市中心K街的一些公司来说是个丰年。K街——这条与白宫毗邻的街道早已被称为律师事务所和游说公司的“权力走廊”。据美国报纸报道，去年一年美国的游说费用创下了12亿美元的新纪录，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游说精英。游说公司预计，今年对联邦政府进行游说所花的钱将大大超过去年。

在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国会纷争不断，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似乎又要因总统绯闻案而陷于停顿时，K街的业务却是前所未有的红火。尽管这些业务最终会对数百万人产生影响，却不一定会引起媒体的关注。9月下旬，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在众议院就斯塔尔的调查报告进行的辩论；当其时，一大群说客却正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外面的走廊里往来穿梭，为争取保留一系列的行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游说。

原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年薪13．2万美元的基斯去年冬天离开国会后进了K街的一家游说公司，现年薪逾百万美金。46岁的基斯是共和党人，去游说公司任职前，国会几个委员会的主席以及财政部和白宫的一些资深官员在众院规则委员会的大厅里为他饯行，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路子之“野”。像基斯这些人有能力及时掌握国会和政府正在干什么，并且能够影响投票结果，他们的助手、配偶和家人在K街也都很叫价。

一大批擅长对某一位国会议员或国会的某一个委员会进行游说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曾为众议院交通运输委员会主席舒斯特当了22年高级助手的埃帕德女士，1994年离开国会后自己挂牌营业，成了专对国会交通部门的游说专业户，开业几个月就从一连串的交通运输大公司那里赚到了一百万美元。

美国人常说，纽约迷恋金钱，洛杉矶迷恋魅力，华盛顿则向来迷恋权力，但他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华盛顿现在对金钱的迷恋一点不亚于对权力的迷恋。

说客从来都是美国政治中的一部分，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20年前，华盛顿大多数律师事务所从不涉足游说；而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热火朝天地干起了这桩营生，有的甚至聘用了非律师专业的人，为的是增加公司的政治实力。说客们能使那些对客户不利的立法活动偃旗息鼓，难怪那些最有能耐的说客被人们称为“议案的赏金杀手”。就连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和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游说圈内也都有自己的铁哥们儿，这些人定期就政治问题为他们出谋划策。

《傲慢的国会》一书的作者菲利普斯说，除了美国以外，再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规模，专吃游说饭的“精英群体”了，他担心国会像美国建国先驱们担忧的那样成了享有特权、丧失廉耻、脱离民众的机构。

据统计，至少有128个前国会议员现在成了院外说客，其中一些人是因竞选失败，在K街找到了归宿；有些人则是经不住巨额年薪的诱惑而自动离职加入了游说公司。七十年代退休的国会议员只有3％到了K街；进入九十年代，离开国会的议员有22％成了K街的说客。

原民主党主席、美国贸易代表斯特劳斯说，现在的律师到政府机构工作几年，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那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在那儿干几年后再出来就能成为K街上的抢手货。

聘用了基斯的那一家会计事务所专为税收事务进行游说。去年春夏之交，基斯率领一个小组为保留美国一些大公司享有的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游说。该条款降低了美国公司在海外经营收入的税率，据基斯原来供职的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估计，这项优惠条款使联邦税收10年内损失18亿美元。当初财政部宣布打算取消这一优惠条款时，基斯立即行动起来，多次会见财政部的高级官员，频繁拜访老关系。6月，财政部决定暂时不对这项优惠条款进行变动，这就帮了基斯的大忙。

根据联邦游说法，基斯在离开联合税收委员会之后1年内不准对该委员会进行游说；但这对他倒没有多大妨碍，他只要设计好游说策略，就能避开法律的限制。比如可以先介绍公司的其他说客去对目标进行游说，等到1年的限制期结束，再直接上阵。

基斯说，过去那种靠拍肩膀拉关系的老式游说方法已经过时，如今的说客必须具有游说方向的丰富的相关知识并谙熟国会立法的运作程序；当然，有一个发达的政界关系网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联合税收委员会做高级助理时，基斯手下有60多名工作人员，那时国会通过的每一项税法几乎都要经过他的手。1年前，在《财富》杂志上专门介绍华盛顿最有权力官员的一篇文章中，基斯被冠以“税收先生”的美名。

15年前，《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炫耀原里根总统的白宫助手迪弗拥有数百万美元存款，并登出他开着一辆豪华轿车的照片，引起了一场争论。现如今的形势可大不一样了！以专业精英为读者对象的《华盛顿杂志》今年初召集该市50名顶尖说客一起合影，然后随照片配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只要您肯出钱！”意思是“只有你出不起的价儿，没有我们拿不下的活儿”。

游说和募捐的关系是国会议员和说客们回避的话题，从来也没有业内人对此进行过描述。K街的游说公司说，他们去年收到了数百封来自国会和两党的募捐信件，不少就来自他们游说过的国会议员。游说公司都知道——前脚去国会山，募款的信件后脚就到。

尽管国会禁止向政党大笔捐款，但美国的全国性政党在过去18个月里仍然募集了1．15亿美元。微软公司3年前才在华盛顿设立政府事务办公室，如今它已成了最庞大的游说事务所之一，最近又加盟共和党百人团；对这个团组的成员来说，政治捐款要么不出手，出手便数以十万美元计。

历来是民主党大笔捐款来源之一的工会也拥有游说机构和大批说客。去年众议院挫败了克林顿谋求扩大贸易谈判授权的“快车道”提案，工会的钱和游说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工会担心该提案的通过会影响工人的就业问题。

近两年来，与游说和募捐有关的丑闻接二连三，但没有一个说客因此而倒霉，即使被查出有违法行为，往往也就是罚点款了事，于事无妨。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游说公司已经合并，成为两党成员共组的游说公司。近几周来又有传言说，国会众议院的两名颇受尊敬的议员今年将退下来进入K街，合伙成立一家新的游说公司。

“美国电影制片商协会”主席瓦伦蒂是一名政界老手，曾出任过约翰逊总统的高级助理。32年来，他一直作为好莱坞的代表在华盛顿活动；他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候只要雇用一家游说公司就能办成事。瓦伦蒂本人就是华盛顿圈子内的名人，年薪超过100万美元。尽管他与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关系都不错，但他还得用说客，因为电影协会有那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提交给一系列的委员会。他没有精力逐一到各个部门去做工作。

前国会议员、共和党人贾格特说，自共和党1994年赢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后，请他游说的客户大增。他可以出席只有原共和党议员和在职的共和党议员才能参加的几个组织的每周例会，能与议员们坐在一起开会，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

游说业的走红促使一些国会议员的子女和夫人，甚至他们的兄弟姊妹都挤入这个行当。民主党参院领袖达施勒的夫人琳达·霍尔和原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做起了专为航空问题进行游说的生意；约翰斯顿原是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其子是华盛顿最成功的游说人之一。1996年他退休后进入儿子的公司，与他同去的是他过去的一名高级助理。他们的公司顾客盈门，其中能源利益集团居多。

帕克伍德原是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由于生活不检点加上有人说他在立法时为说客提供便利，被道德委员会撵出了国会。今年上半年，他的游说公司仅为西北航空公司和马里奥特国际公司在税收和贸易问题上进行游说，就赚入了44万美元。

游说在美国已经发展成一门学问。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开设了颇受欢迎的游说专业，负责这个专业教学的瑟伯教授专门请著名的说客来授课，他要求学生制定游说计划，对一组扮演国会议员的人进行模拟游说，让他们体验游说的气氛与压力。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这个行业，23岁的兰西来自马里兰州的农村，在为期两周的速成班学习时，因表现出色而被一家游说公司相中进入K街。

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纽约民主党人唐奇进入国会山，成了最年轻的民主党国会议员。1992年，他竞选连任失败，进入K街成立了唐奇－钱德勒游说公司；现在波恩公司，微软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都是他的客户，去年公司收入超过200万美元。唐奇还是现任副总统戈尔的私人顾问团主要成员，这个顾问团的所有成员都将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其中许多人都是K街游说业的精英。

唐奇说，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工作远比当国会议员有意思，至少经济收入远远超过当议员。他如今住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附近的一栋豪华住宅里，连饭厅墙壁上都是手绘的壁画。原共和党众议员韦伯是新一茬最成功的说客，1994年从众院退休后就在K街开办了游说公司，经常与唐奇联手为一些大公司提供服务。作为金里奇议长最要好的朋友和共和党圈内玩得转的人物，从一挂牌营业便生意兴隆，客户应接不暇。他的9人公司去年赚进了220万美。

另一个最受客户看重的人物是共和党1996年的总统竞选人多尔，他现在是华盛顿弗纳－利普弗特法律公司的顾问。多尔任职的公司里不乏超级政治明星，如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和前德州州长理查德。去年该公司收入1900万美元，公司的合伙人则慷慨地向联邦候选人和政党大笔捐款。

禁烟和竞选经费改革提案在利益集团的大量游说活动中遭到否决，提出该项议案的参议员麦凯恩说，只要游说人员仍然是竞选筹款的主要来源，那么华盛顿就会处在富有的利益集团的控制之下。

近十年来，游说活动经历了一场革命。通过动员基层选民来影响国会议员的做法已被利益集团广泛采用。现在，华盛顿的说客们已很少单枪匹马进行游说了。他们往往在国会制定新的立法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草根运动”——动员基层民众来影响国会议员的立场，从而达到反对或支持某项立法的目的。试想如果一个国会议员每周收到上千个电话、信件、文传和电子邮件，而所有这些都来自他选区的选民，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有些运动也许真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但有不少则是利益集团出钱造成的假象。这已经使游说不再是那些律师说客的专利，一批新的政治专业人士也开始吃这碗饭。这批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们往往既是总统和国会候选人的顾问，又是商业公司的策略家和媒体的大腕。

他们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区别和冲突越来越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了，甚至还成为一种行业优势。那些在政治上互为对立面的策略家们也不再计较彼此观点的对立，他们携手联合，共同为公司的利益营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媒体影响急剧扩大的时代，政治家对民意调查，电视宣传以及与广大选民接触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本党的纪律或某个委员会主席的重视。国会的共和党人知道，他们能成为国会的多数党，是靠着几个拥有广大基层会员的全国性组织的帮忙：全国独立商人联合会，全国枪支协会和全国基督教联盟。

林贝克推动的税法改革运动就是游说与政治结合的例证之一。他与投资合伙人共同组织的“美国人争取公正税收运动”为了加快组织工作，并使他们提出的销售税方案尽可能具有政治吸引力，已经聘用了一些全国有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学专家，其中包括里根总统的民意调查负责人沃斯林，1996年的总统竞选人多尔的媒体顾问赛普尔，以及共和党民意调查人斯蒂帕等。林贝克估计要改变立法的目的需要花9000万美元和几年的时间，而获得这笔资金需要动员更多的美国民众加入才行。

在多数情况下，打着公众利益的招牌来推动私人利益集团的游说目标时，其运作内幕是不公开的，包括它的费用和成员。

1995年，由共和党领导的新一届国会在国会如何运作方面作出了重大变动。它对禁止收受礼品和向说客透露情况作出新的严格要求，但对来自基层的游说活动，如电话和写信运动，却没有限制。如今营造民众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大行业。该行业的人士说，从花4万美元来改变一个小组委员会中一个或两个关键人物的投票，到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决定哪一边可以成为多数派，都可通过组织草根运动来实现。

三年前，一家专业杂志《竞选与选举》做过一次颇费精力的调查，发现在1993年和1994年，除了传统的游说活动以外，“草根游说”也已形成一个8亿美元的行业。

二十年前，公司难得利用这种游说技巧。动员民众只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民权主义者或反越战的组织干的事。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那些在没有重大选举的年月里需要另外找事干的竞选策略家们，与那些正在寻找更好途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商界发现了他们利益的共同点。